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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亟待重构

(编辑:admin 时间:2015/5/19 17:16:10 评论:0)

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占款逐渐减少,央行应顺势而为,逐渐清盘剩余央票,同时适时适度下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,在保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稳定的同时,采取多种创新措施,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,纠正资产负债结构扭曲,从而消除银行体系的风险隐患。具体而言:第一,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进行“技术性”调整,将“国外资产”实际亏损划转至“对政府债权”项下。此举不仅使得长期困扰我国央行的“货币错配问题”迎刃而解,而且因此央行手中持有大量国债,公开市场操作空间迅速扩大,这将彻底改变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。第二,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战略性收购和增加进口,以及加大科教文卫和改善民生等支出。第三,运用“外汇三角运作”,抓住美元回流美国的战略性机遇,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,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。同时,此举也有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

展望未来,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可能选择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“双管齐下”的方式。资金“脱媒”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,银行须尽早做出谋划。

长期以来,我国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资产负债结构扭曲,成为亟待处置的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。从商业银行角度,主要是资产长期化,负债短期化,短存长贷,期限结构严重错配,这在目前基准利率存在下调预期的情况下尤为明显。就中央银行而言,主要表现为资产外币化和负债本币化,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。因此,迫切需要重构银行资产负债表。

双管齐下重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

从国际经验看,解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,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。资产证券化是把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予以证券化,盘活那些期限较长的存量资产,增强其流动性。对那些多年后才能收回的按揭贷款,以其未来现金流作为支撑发行债券,并根据投资者风险收益偏好,设计出不同证券化产品,如按揭贷款支持证券(MBS)和抵押债务凭证(CDO)等,银行一次性卖掉这些长期资产之后,证券投资人之间的证券买卖形成一个二级市场,并实现期限转换,分散和转移风险。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有很多好处:一是提高资产流动性;二是获得低成本融资,增加银行可贷资金规模;三是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,有助于改善各种财务比率,提高资本运用效率,满足风险资本指标要求。此外,由于资产证券化将发起人、资金服务等功能分开,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,这有利于发挥各自竞争优势。

与此同时,银行通过融资证券化,主动地创造负债,把期限较短的资金变成长期、可稳定使用的资金,以实现负债长期化。典型形式就是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,即CDs。CDs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固定面额、可转让流通的存款凭证,1961年由美国花旗银行首次推出。最初是美国商业银行为逃避金融管理条例中对存款利率的限制、稳定银行存款来源而进行的金融创新,后来由于CDs对银行和投资者都有利,很快流行起来。CDs的特点是:不记名,可流通;面额固定,金额较大,如10万美元;不可提前支出,只能流通转让;利率可固定,也可浮动,一般高于同期定期存款;可灵活选择期限长短。对银行来说,发行CDs可获得稳定资金来源,并为银行改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。对投资者而言,CDs由银行发行,信用较高,到期前可转让变现,还有较高利息收入。此外,CDs对央行宏观调控也有积极意义,央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CDs利率和发行量,间接调控银行信用创造。

可以说,CDs开创了商业银行主动负债的新时代。1986年,我国曾尝试发行CDs,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暂停了。近年来,CDs再次引起广泛关注,但主要在同业市场发行,2014年开始向工商企业和居民发行,但是规模很小。2015年4月3日,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采取注册制,符合条件的机构可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分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。采取一次注册、分期发行的方式,将有利于合理引导产品发行市场预期,便于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安排,促进证券化投资者多元化,提高产品流动性。对于金融机构来说,能自主选择市场发行时机,提高发行灵活性,降低发行成本,有利于培育市场参与主体。

目前,我国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,银行发行CDs具有广阔空间。一般而言,银行发行CDs综合成本低于吸收存款成本。由于银行传统拉存款方式仍然是关系营销,需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,若采取发行高信用等级的CDs融资方式,必然大幅降低银行经营成本。加之,CDs是直接融资工具,这将拓展证券机构业务范围,深化银行与证券机构业务合作。展望未来,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可能选择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“双管齐下”的方式。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到了来自资本市场、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开放的多重挤压和挑战,资金“脱媒”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,银行须尽早做出谋划。

央行资产负债结构扭曲的表现

我国央行资产负债结构扭曲的表现:一是货币错配。央行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汇为主,负债以人民币为主。截至2014年底,作为央行资产主要形式的国外资产,规模高达27.86万亿元,这些都是外汇,用人民币计价;而作为央行负债主要形式的储备货币,规模为29.41万亿元,这些都是人民币。因此,央行承担了巨大汇率风险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,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模式,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,迫使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,导致央行资产外币化、负债本币化。

二是外汇资产价值严重缩水。按照国际投资头寸表,2014年底,我国对外储备资产为3.84万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23.50万亿元,这与央行资产负债表国外资产27.07万亿元相比,存在3.47万亿元缺口。这是多年来在人民币单边升值背景下央行被动购买外汇形成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外汇储备包括历年对外投资收益,若剔除这些收益,实际缺口将大于3.47万亿元。当然,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结论。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角度看,这些钱仍在国内市场中流通,并未消失,因此采用“历史成本”计价有一定道理;但从外汇市场价值来看,按市值计价,巨额亏空也是实实在在的。

三是基础货币投放依赖外汇占款方式。2014年底,我国基础货币余额为29.4万亿元,大体和央行国外资产27.07万亿元相当。前些年,为对冲外汇占款,央行大量发行央票回笼货币。最多的时候,2010年7月央票余额高达4.75万亿元,支付这些央票利息给央行带来了财务压力。最近几年,随着经常项目顺差减少,央行主动偿付一些对外发行债券,到2014年底,未偿付央票余额已降到6522亿元,表明央行主动调整了自身资产负债结构,这是积极信号。

四是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在高位。2014年底,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0%,中小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8%,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约在2.3%。存款类金融机构锁定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高达22.66万亿元,央行支付准备金存款利息一年超过3000多亿元。近年来,央行不断创新政策工具,从回笼货币转向投放流动性。2013年央行创设常备借贷工具(SLF),2014年又创设中期借贷便利(MLF)。2014年底,央行MLF贷款余额高达6445亿元。一方面,央行锁定商业银行巨额法定存款准备金,另一方面又向金融机构大量发放MLF贷款,存在明显的矛盾。

五是货币驱动经济增长动能趋弱。1990年,每驱动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(GDP)经济增长,我国约需投放0.82个单位广义货币(M2),2000年上升到要投放1.39个单位M2,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投放1.93个单位M2,边际效用急剧下降。从国际比较看,GDP与基础货币(B)比率大体反映一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率。2014年,我国GDP/B约为2.23倍,美国为4.49倍,欧元区为4.66倍,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驱动能力不及美国二分之一,也不及欧元区二分之一。再考察GDP与广义货币(M2或M3)比率,2014年我国GDP/M2约为0.52倍,美国GDP/M2为1.51倍,欧元区GDP/M3为0.97倍,说明我国广义货币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只有美国大约三分之一,只有欧元区大约二分之一。货币驱动能力下降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现实。

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对策

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占款逐渐减少,央行应顺势而为,逐渐清盘剩余央票,同时适时适度下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,在保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稳定的同时,采取多种创新措施,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,纠正资产负债结构扭曲,从而消除银行体系的风险隐患。

第一,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进行“技术性”调整,将“国外资产”实际亏损划转至“对政府债权”项下。这项操作并不复杂,即央行资产负债表的“国外资产”按市值计价,由此造成亏损直接划到“对政府债权”名下。央行外汇储备管理属于“政府的银行”职能,将央行国外资产汇兑损失划归政府名下是理所当然的。这种调整虽是“数字游戏”,但充分体现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学性和严肃性,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央行的信用和形象。

能否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右边单方面核销这笔“损失”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资产负债表是资金平衡表,表中“总资产”必须与“总负债”相等。左边“负债”中的人民币负债,已实际流入国内金融市场,不能一笔勾销;根据会计学基本原理,资产损失首先应冲减“股东权益”。我国央行是国有银行,将其“国外资产”汇兑损失记作“对股东债权”,合乎逻辑。具体操作如下:财政部向央行定向发行国债,再用所筹资金从央行手中购买外汇储备,人民币资金“一出一进”,并不实际增加基础货币投放。但是,发生了惊人变化,央行外汇资产变成对财政部债权,即国债。此举不仅使得长期困扰我国央行的“货币错配问题”迎刃而解,而且因此央行手中持有大量国债,公开市场操作空间迅速扩大了,这将彻底改变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。

第二,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战略性收购和增加进口,以及加大科教文卫和改善民生等支出。外汇储备是一国拥有的特殊债权,主要包括: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净流入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净流入等两个部分。前者主要由贸易和非贸易盈余形成,属于国家债权型外汇储备,性质相对稳定;后者指外国直接投资(FDI)、证券投资、国际借贷等项目形成的盈余,属于最终必须归还的资金,只不过付息方式和还款期限有所不同,性质不稳定,而且风险较大。因此,中央银行必须保证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。但是,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不仅面临价值缩水风险,还面临投资回报率偏低的机会成本损失,得不到有效使用实际也是资源浪费。2014年,我国首次成为对外资本净输出国家,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是大势所趋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,继续持有过多美元外汇储备并不明智。在充分保证国际贸易结算和应对资本外逃突发事件前提下,可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战略性收购,如加大对海外石油、铁矿石和其他重要原材料企业股权收购等。近年来,我国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储备委托贷款,支持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,但是委贷规模还很小,需要加大工作力度。

第三,运用“外汇三角运作”,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。随着美联储逐渐淡出量宽(QE)政策,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,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剧烈波动,汇率急剧贬值,金融危机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,但也为中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供了机遇。换句话说,美联储对全球美元资产流动进行“一次调节”,中国央行依托巨额外汇储备对全球美元资产进行“二次调节”。可以说,我国央行手中“有牌可出”,政策主动性已今非昔比。

如何进行“二次性调节”?概括来讲,即“调节增量,盘活存量”。在增量上,把实现当期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。近年来,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部分抵消,经常账户顺差缩小,资本账户顺差也在减小,国际收支趋于平衡,这是可喜的变化。下一步,应适当扩大进口和服务业对外开放,包括扩大金融业开放,不必担心短期出现贸易逆差或资本净流出。我们有雄厚的外汇储备,足以应对此类情况发生。要通过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方式,把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,让外汇储备在支持国内企业“走出去”上发挥更大作用。

更为重要的是,我国应抓住美元回流美国的战略性机遇,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,主动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。具体操作步骤:一是随着外汇占款逐渐减少,相机下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,此举不仅可以减少央行不必要的利息支出,还可增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主动性。在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情况下,没有必要向金融机构大规模发放SLF和MLF贷款。因为这是重复性操作,是资源浪费。

二是采取创新手段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,即利用目前一些新兴经济体缺少美元的机会,将手中部分美元资产战略性地转移出去,但不是简单借出美元,而是运用外汇“三角运作”,把人民币借出去,并与美元“捆绑”操作。即利用新兴经济体缺乏美元机会,我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,将部分外汇储备转移出去,分散风险,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假设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为A国,可采取如下操作步骤:

第一步,我国央行向A国央行定向发放人民币贷款,或由A国央行向我国央行定向发行长期人民币债券,利率比美国同期国债利率高出0.5%-1%,融资规模和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,期限为10年以上;

第二步,A国央行用“借入”的人民币向我国央行购买美元资产,人民币与美元交易汇率参考外汇市场汇率,也由双方协商确定。以上两步合并一步完成,人民币形式上“一出一进”,并不实际影响央行基础货币供应;

第三步,A国央行将美元卖给外汇需求者,以阻止本币对美元汇率急剧贬值。

上述外汇“三角运作”,看似简单,积极意义却不可低估。A国央行因此增强了外汇储备实力,同时将美元短期负债调整为人民币长期负债,足以应对金融危机和维护金融稳定,A国会对我心存感激。我国央行资产负债结构优化,表现为以美元计价外汇储备资产规模减少,减少部分由新增人民币债权资产替代,长期困扰我国的货币“错配”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纠正。

短期看,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;若我国从美国调回美元资产,只要操作得当,可以做到不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产生干扰。目前,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小幅贬值,这时A国借入人民币会有吸引力。近期,由于美元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,实际上美国国债市场利率是下降的。换言之,美国国债、特别是长期国债价格是上升的,此时适当减持美国国债,我国将得到增值收益。中长期看,人民币仍是升值货币,将来A国央行若用其他货币兑换成人民币偿还我国,无疑有利于我国,我国除了收回本金和利息,还得到货币升值收益。

A国央行若用人民币直接偿债,则须增加向我国出口。我国用人民币支付,从A国得到能源和资源,A国得到人民币用于还债,各得其所。还有,不必担心A国会有偿债问题,因为人民币债券以A国税收作担保,将来可让其“借新还旧”,滚动操作,借机做大人民币海外市场。重要的是,人为创造了人民币海外需求,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。而且有助于阻止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扩散,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稳定都有积极意义,同时还树立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。

总之,目前国内外金融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我国应因势利导,趋利避害,主动作为,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积极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,从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,并拓展货币政策主动性空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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